当下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：这个国家的国会要弹劾总统，那个国家国会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，又有的国家议会要求罢免某个重要人物的重要职务。

其实，这样的情况在明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除了皇帝，任何一个高级领导干部，尤其是首相，似乎都难免要经受这样的考验。像张居正所经历的首相严嵩、徐阶、高拱都受到言官的弹劾，要求其下台的事经常发生。

现代宪政国家弹劾、质询国家行政首脑，实际上也是党派竞争或者说斗争的一种方式；明代“议员”弹劾首相，很多情况下也有这个背景，只不过不摆在台面上罢了。

领导人总是受到攻击、弹劾，给人的印象是政局不稳，好像乱糟糟的，让领导人缩手缩脚，没有办法甩开膀子干事。

张居正就是这样的观点。他认为，多指乱视，多言乱听，领导要敢定事；定了的事就要执行，任凭“议员”们叽叽喳喳的，误事！

基于这样的理念，张居正执政后，采取一系列措施，控制“议员”，使之成为手中的工具，为我所用，而不是站在对立面行使所谓的监督权，指手画脚、说三道四。应该说，张居正驾驭局势、控制局面的能力确实很强，他做到了这一点。执政10年，公开直接弹劾张居正的“议员”除了刘台稍微有些分量，几乎找不到别的什么值得一提的人了，个别想提意见的干部也不得不绕个圈子，以弹劾他人或者谏诤皇帝的名义，表达对张居正的不满。而张居正需要的时候，不少“议员”则可以蜂拥而上，为领导分忧解难，比如朱衡部长、张瀚部长和文坛领袖王世贞等。在某人失去张居正的信任、要将其一脚踢开的时候，就有“议员”出面哪怕是捏造理由也要弹劾，甚至张居正在其父死后不奔丧，“议员”们不仅没有一个人提出弹劾，还近乎集体出面为张居正张目。更有甚者，张居正为儿子中进士竟然在科举考试上玩猫儿腻，而且已经尽人皆知了，“议员”们却集体保持沉默，真可谓史所罕见了。对此，就连万历皇帝也很不满意，他后来就气冲冲地质问“议员”们说，你们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，失职渎职，不敢依法履行职责，他死了，你们却不依不饶，太不像话了吧！当然了，官大嘴大，其实万历皇帝自己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不也是近乎讨好他，直到他死了才敢下手吗？

要知道，张居正所处的是一个走到了转型边缘的时代，相当长一个时期里，政治宽松、学术自由、社会多元化，建国初期形成的那套制度、意识形态近乎崩溃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张居正能够做到这一点，相当不容易。

张居正何以能做到这一点？在此不妨结合一个案例，探讨一个深层次的因素。

事情发生在张居正执政的第4个年头。这一年的年底，眼看快要过年了，“议员”傅应祯给皇帝上了一份建议书。这是“议员”的基本职责，就国政发表看法，提出批评、建议。

说起来，傅“议员”可以说是张居正的学生，他是4年前也就是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中进士的，而这一年的主考官就是张居正。

从傅应祯担任的职务看，老师对他是关照的。他中进士后被分配到湖广省零陵县当一把手——知县，不久又调任溧水知县。干了不长时间，张居正把他调到中央，担任“议员”。这个任职经历，是绝大多数进士所难以企及的。倘若他对自己的老师兼监督对象毕恭毕敬、感恩戴德，必要时充当马前卒，那他以后的仕途，必定光明而顺遂。

可是，傅应祯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任“议员”不久，就上书言“重君德、苏民困、开言路”三事。

傅应祯的建议书不长，是这样说的：“迩者雷震端门兽吻，京师及四方地震叠告，曾未闻发诏修省，岂真以天变不足畏耶？真定抽分中使，本非旧典，正统间尝暂行之，先帝纳李芳言，已诏罢遣，而陛下顾欲踵行失德之事，岂真以祖宗不足法耶？给事中硃东光奏陈保治，初非折槛解衣者比，乃竟留中不报，岂真以人言不足恤耶？此三不足者，王安石以之误宋，不可不深戒也。

“陛下登极初，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，悉赐蠲除，四年以前免三征七，恩至渥也。乃上轸恤已至，而下延玩自如，曾未有担负相属者，何哉？小民一岁之入，仅足给一岁，无遗力以偿负也。近乃定输不及额者，按抚听纠，郡县听调。诸臣畏谴，督趣倍严。致流离接踵，怨咨愁叹，上彻于天。是岂太平之象，陛下所乐闻者哉？请下明诏，自非官吏干没，并旷然除之。民困既苏，则灾沴自弭。

“陛下登极初，召用直臣石星、李已，臣工无不庆幸。近则赵参鲁纠中涓而谪为典史，余懋学陈时政而锢之终身，他如胡执礼、裴应章、侯于赵、赵焕等封事累上，一切置之，如初政何？臣请擢参鲁京职，还懋学故官，为人臣进言者劝。”

傅应祯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皇帝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，甚至上天有了警示也置若罔闻，乃是“失德”，忠告他不要“自误”。他以王安石“误宋”的“三不足”为切入点，批评当下当权者一副浑不吝的派头，不知敬畏、不知警戒，施政操切严苛，一味下指标收税，却不顾老百姓是不是负担得了。又通过余懋学等人因建言而受到严厉惩罚的例子，批评皇帝没有保护敢于说话的干部，暗指张居正钳制言路，容不得批评意见，呼吁要开言路，允许大家畅所欲言。

这份文件通篇都是批评皇帝的，没有一个字提到张居正或者他所担任的职务。

张居正读了此建议书，勃然大怒，尤其是文中说到王安石“误宋”，让张居正感到格外刺目。

很长一个时期里，王安石是作为反面教材被提及的。王安石就是“误国者”的代名词，张居正当然很忌讳。

张居正和王安石有相似的地方，比如“三不足”精神，张居正是有的；但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，王安石确实要变法、改制，而张居正却是要恢复祖制，把损耗殆尽的旧制度激活，把面临转型的中国扭转到建国初期铺就的轨道上，实现伟大复兴。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标榜遵祖制、守成宪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别人把他和王安石画等号。现在自己的门生不分青红皂白，提醒皇帝应以王安石误宋为戒，让张居正实在难以容忍。

要说，傅应祯建议书中的用语是比较缓和的，至少是再平常不过。以前的皇帝接到这样的建言多了去了，不会对建言者给予什么惩罚。所以，当傅应祯的建议书发交内阁的时候，吕调阳、张四维两位阁臣“不出一语”，应该是认同傅应祯的观点，至少认为对这样的建言，没有必要大惊小怪，以平常心待之即可。但是，张居正受不了。

傅应祯还指责分解指标强制征税导致老百姓“怨咨愁叹，上彻于天”，也让他感到有干扰富国强兵大局之嫌。因此，张居正替万历皇帝拟了一道严厉的批示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傅应祯无端以‘三不足’诬朕，又自甘欲与余懋学同罪。这厮每必然阴构党与，欲以威胁朝廷，摇乱国是。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好生打问了来说。”

所谓阴构党与，就是暗地里相互勾结、搞团团伙伙。扣上这个帽子，性质就严重了，同时也为严厉惩罚，比如抓人、打人提供借口。再加上这次又明白无误地写着“好生打问”，傅应祯注定要吃尽苦头了。

本来，小皇帝提出要给傅“议员”廷杖的处罚，估计这是太监冯保的意思。但是傅“议员”毕竟是针对皇帝提意见的，“罪名”是所谓“讪君”，而作为首相，按照惯例，凡是对因为批评皇帝受到处罚的“议员”，就要出面论救。张居正虽然怒不可遏，也只能言不由衷地说，若论其罪，死有余辜！但是作为君主，要行仁政不是吗？廷杖就免了吧。革职为民、发配烟瘴之地充军、禁锢终生就是了。这样的话，其他的人也得掂量掂量了，估计也不会有人再敢多嘴了。所以，就按照张居正所拟意见，把傅应祯先抓了起来。

“谁主使的？”

被抓到镇抚司的傅应祯，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。他一定予以否认，接下来肯定是严刑拷打。

傅“议员”坚贞不屈，被打成重伤，几乎丧命。最后，给予开除公职、发配定海充军的处理。

对傅应祯的惩罚相当严厉，可以说出人意料；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一个小报告，又断送了三位“议员”的前程。

原来，傅应祯入狱后，他的江西同乡、同学、工科给事中（最有分量的“议员”之一）徐贞明，光脚偷偷潜入狱中，给傅应祯送去了药粥，另有两位“议员”李祯和乔岩也到狱中探视抚慰。这些情况，被锦衣卫的领导打了小报告，张居正一怒之下，将三个人“坐谪”！就是贬到外地去了。

李祯和乔岩的情况不说了，徐贞明这个人值得说说。这个人虽然只比张居正小5岁左右，但他也是张居正的门生，中进士以后到地方当知县，旋即被调到中央担任“议员”，而且安排为给事中这样重要的位置上，应该是老师的关照。此人很有责任感，应该属于有大思路、主张改革的人。他当“议员”不久，提出了涉及重大国计民生的《水利议》。这个建议书，针对困扰政府的漕运难题，提出改从南方运粮为从畿辅征收军粮。他建议兴修水利，将畿辅的旱地改为水田，增加产量。他还建议中央制定优惠政策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，比如如给穷人送耕牛、缓征富户的赋税、许可南方人占有自己开垦的土地等。应该说，这样的建议是非常有眼光的，也是具有改革精神的。倘若真的按照这样的建议锲而不舍执行下去，许多困扰张居正执政时期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，而且可能带来新局。但是这和张居正的思路是不合拍的。我们知道，消减政府开支，把所有的税收包括历年所欠都征缴上来，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国库充盈起来，是张居正的既定政策，而徐贞明的建议则意味着政府要加大投入，减免一部分人的赋税，显然和张居正的思路南辕北辙。况且，建国初期不是这样的，这样的政策和伟大复兴不沾边儿，怎么可以用呢？

徐贞明对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应该是有想法的。他对傅应祯所说的开言路一定是赞成的，怎么就不能让大家说话呢？集思广益多好啊！言官建议开言路，有什么错呢？居然抓起来严刑拷打，太过分了吧？！我推测，他是因为这些才主动跑到监狱去探视、救治傅应祯的。没有想到，自己也受了连累，终张居正执政时代，他再也没有能够起来。

言官给皇帝提意见，很常见，因此而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，不多见——后来的万历皇帝所遭受的批评可以说连篇累牍，绝大多数人没有受处分。去探视一下同事就遭到严厉惩罚，差不多算得上绝无仅有了。

以出人意料的严厉手段惩罚傅应祯，尚可理解。因为，在张居正的执政理念中，对于说三道四的人，敢于挑战领导权威者，要让其承担严重后果，是既定方略。为什么对仅仅是探视同事者，也要给予断送前程的严厉惩罚呢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得搞清楚，那些挑战权威者之所以敢公开站出来的原因。

除了党争也即政坛暗斗为人所用这个特殊情况外，敢于公开站出来挑战权威者，主要还是长期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熏陶，基于“气节”或者说骨气、责任感的考量。但是，也不能不说和这样一种氛围有关：一旦站出来，不畏斧钺之诛，言人所不敢言，当即就能够博取广泛的崇敬、同情，从一个默默无闻者，一跃成为人所共知的君子，所以，中国很早就有“凌上取直声”这样的说法。

可以设想，倘若谁站出来批评领导，被扣上恶毒攻击“皇和国家”领导人的罪名，肉体上遭受摧残的同时，在大家心目中，又被认为“不成熟”、大傻帽，朋友、亲人抱怨他惹是生非，同事、同学避之唯恐不及，那么敢于拍案而起者，势必越来越少。

聪明而有专断的领导人，不仅要毫不手软地打击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，而且还会毒化崇敬、同情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的氛围，发掘人性中恶的一面，使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处于孤立之中，灰溜溜地跌入人生的谷底。

一位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曾经回忆说，当他从监狱里出来，走在大街上碰到熟人时，大家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。他分析说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在极权制度下，担心遭到潜在的迫害。另一位有相同经历的人则认为，担心迫害固然是一个原因，但也不能排除人性中深藏的恶极其脆弱，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的存在。

销蚀人间浩然正气，毒化崇敬不平则鸣者的氛围，发掘人性中深藏的自私、幸灾乐祸等这些恶的一面，孤立敢于表达不同意见者，使其处于灰溜溜状态，成为人们躲避乃至嘲笑的对象，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征。

张居正对探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同事者给予断送前程的严厉惩罚，其基本思路也在这里。可以说，张居正在面临转型的背景下，呕心沥血、兢兢业业地不断强化专制，使其统治已经具有了某种极权主义的特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