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场逃逸

黑子侃完了，喝了一大杯啤酒润喉，问了一声：“下一个该谁说了？”

钱怡答道：“我来聊聊吧。”

我跟前夫梁作明是6年前在一次采访中认识的。

那时，我已在南昌××电视台当了3年记者，采访的对象大都是一些青年才俊、社会名流。梁作明是我采访的第一位个体户，开了一家酒店。我原以为这种人没什么文化，可一交谈下来，自己就有点兜不住底儿了。他读的书比我要多，知识面广，东扯西拉，时有独特见解。

而且——请允许我夸夸他——而且，他长得蛮英俊，有点像大牌男星汤姆·汉克斯。

当然，也有点张狂，甚至有点孩子气。

他已经32岁了，还没有结婚，在工厂开过磨床，当过厨师，做过宣传干事。1987年辞职出来搞个体。

他开始追求我时，我若无其事，以为他只是好玩，我也乐得跟一帮朋友常到他的酒店去打秋风。突然有一天，他说要娶我，我不免惊慌失措，因为本小姐从未想到要跟一个比自己大9岁的男人牵手。

“吃人家的东西嘴软呐。你想想你吃了多少我亲自做的饭菜，还好意思不嫁给我？”他笑嘻嘻说。

“你用饭菜贿赂一个女孩子的芳心，未免太没想象力了吧？”我也笑嘻嘻的，但心里一下子感觉不对：我这样说，实际上已打算嫁给他了。原来，我的心早浑然不觉被他夺去。

婚后，他待我很好。为了各自的事业，我提议两三年内暂不要孩子。他也答应了。

1992年，他看准快餐业能赚大钱，投资10几万，把效益差强人意的酒店改成一家快餐店，又买了两台二手面包车专门送盒饭。当时送快餐的服务比较少见，他很快收回了投资，一年下来，赚了近30万。

他是那种有了几把钱撑腰、就容易头脑发热的男人，不听我的劝告，贷款70万，以某公司的名义，拿100万承包了一家豪华歌舞厅，而把蒸蒸日上的快餐店让给一位亲戚管理。

当他不得不承认歌舞厅并不怎么赚钱这个事实时，快餐店由于经营不力、亲戚中饱私囊等诸多因素，出现了严重的亏损。他只好忍痛转让。

但他并未吸取教训，反而变本加厉去生意场上冒险，把有限的资金撒向保健品、服装等行业，结果总是赚少亏多。

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这些钱大多是从朋友处借贷或抵押贷款来的，为了不失信于人，他常常东拆西补，不惜把我的4万元积蓄也搭上了。

我跟他吵呀闹呀，他就是接受不了我的意见。我越来越看清了他性格中刚腹自用、极端偏执的一面，我开始担心自己再跟着他不会有好果子吃。

还有一个女孩跟我一样，对他的事业前景也忧心忡忡。

这个女孩叫尹雪梅，来自郊区，在梁作明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就跟着他，起初涮盘子擦桌子拖地板，后来在歌舞厅做领班。她比我漂亮多了，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。

梁作明跟我说过一件事：他做生意赚了一些钱的时候，为了奖励忠心耿耿且善解人意的尹雪梅，他领她到时装店，指着一排排高档衣裙，请她别考虑价格，挑喜欢的拿几件。可尹雪梅却把他拉到地摊上，只买了一条58元的粉底红花的连衣裙。梁作明非常感动，当即认她做了小妹。

梁作明常在各种场合称赞尹雪梅，当着我的面，也不避讳。而且，他常待在歌舞厅很晚才回家。女人对男人又像敬仰又似理解，很容易发展为什么都不像的微妙情感。十有八九，她对他会有一种远则怨近则骄的东西，他对她也会有一副惜玉怜香的情怀。我拿不准他们会不会乱来，免不了心生疑云，暗暗吃醋。

有一天，我跟梁作明赌气说：“干脆咱俩离了算了。你娶尹雪梅吧。”

他不吭声，一个劲地抽烟。

我本想让他给我说几句好话，不料他竟像默认自己跟尹雪梅不正常的关系似的，连一个面子上的台阶也不给我下。我火了，把一纸离婚诉状送到了法院。

然而，开庭那天，他借口有事不去法院，还懒洋洋地说：“要离，你一个人去离吧。”

我只好一个人去了。

在法院门口，我碰到尹雪梅。

她说：“我劝你不要跟梁大哥离婚。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，我也不是。”

说罢，塞给我一封辞职信，不亢不卑地走了。

我当即撤诉了。心里过意不去，叫梁作明派人去找她。她暂时寄宿在一个亲戚家里，不肯回来。还是我亲自光临，才让她回心转意。其实我很清楚她不可能离开梁作明，只不过想在我面前证明什么而已。

梁作明的生意每况愈下，他想到了一个挣歪钱的门道。由于国内银根紧缩，许多企业资金短缺，梁作明利用他在银行的关系，进行非法融资活动。起初他瞒着我，后来差点被抓起来，我才知道详情。

我再三警告他不要铤而走险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他不以为然地一笑：

“我已走到绝路上，没有法子了。刀山火海，我也得闯一闯。”

不可否认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他有令我佩服之处：那时，他已背负了300多万沉重的债务，但毫不气馁，在下属面前显得非常乐观自信；作为一个丈夫，他也有令我感念的地方：常常在打发一批债主之后，又要去找新的可以成为他债主的人，他实际上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，却依然能记挂着我，每晚，都不会忘了给我带一份宵夜回家。

我想他完全够资格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可惜他一错再错，终于濒临破产。

这回是他主动要跟我离婚。

我没有答应。首先，我不能乘人之危离开他，我的人格不允许我这么做；其次，我已有了两个月的身孕。我没告诉他，是不想增加他精神上的压力。

“你向法院递过一回‘申请书’，我也去递一回吧。”他说。

“你看着办吧。”半晌，我嗒然若失地应了一句。

开庭那天，尹雪梅又在法院门口等我。我问她来干什么。她还是那副不亢不卑的样子：

“你跟梁大哥离了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要嫁给他。”

“有意思。”我说，而心里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。

如果尹雪梅不跟我说她要嫁给梁作明，说不定我会顺水推舟同意离婚。他们之间，仿佛有一朵灰白色的火焰，时隐时亮，让人琢磨不透他们真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我因此在法庭上拒绝离婚，一则强调我的自主性，不是别人想把我怎么样就可以随便把我怎么样的人，二则不想在弄清楚事情真相之前，糊里糊涂地结束它。

从法院回到家里，我跟梁作明说：“咱们开诚布公谈谈好不好。你干吗要跟我离婚，我对不住你吗？”

“哪里？恰恰相反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迟早会完蛋，不想连累你。”

“那么，你想连累人家尹雪梅是不是？”

“她很爱我。”

“你爱她吗？”

“没仔细想过。也许爱吧。”

“你们是不是……？”我想问他跟尹雪梅是不是早就上过床，却不知下面用一个什么词儿适当，停了停，笑了那么一笑，“我不会介意的。”

他相当严肃地瞧着我，说：“没有。”

我猜他说的是真话，因为他说“没有”这两个字时，尽管嗓音较轻，但他的声带好像承受了较重的发音负荷。一般来说，不诚实的人由于随时准备撒谎，尽管嗓音较大，相应的发音负荷往往较小。

大约一个星期之后，梁作明又上了法庭。一家国营中型企业起诉他拖欠巨款。他的公司早已资不抵债，第二天即被法院查封。

梁作明走投无路，一推六二五，扔下手头的烂摊子，带着尹雪梅远走高飞了。

债主们开始蝗虫一般来我的住处“狂轰滥炸”，我百口莫辩，难以招架；不少人还常常半夜三更打来恐吓电话，我担惊受怕，彻夜不眠，几乎得了神经官能症。

渐渐地，我的肚子显形了。债主们大概认为跟一个孕妇过不去，实在没劲，对我的骚扰才慢慢变得越来越少。

过了七八个月，我生下了儿子，给他取名钱程，指望小家伙将来能有一个绵绣前程，别像他爸这么混帐。

我出了月子不久的一天凌晨，有人在室外急急敲门。莫非又是债主上门？我蜷缩在被窝里，不敢动弹，屏息凝神，听得一声声低唤：

“钱怡，钱怡。”

我才知道是梁作明这鸟人回来了，“啪”地揿亮台灯，跳下床，赤脚跑去开门，刚想挥拳捶打他一阵，发泄一下内心所受的委屈，蓦地瞥见他身后的尹雪梅，顿时觉得自己很好笑很没意思，于是虎着脸说：

“出去，都给我出去。”

边说边把他们往外推，但由于产后虚弱，哪推得动梁作明？他嬉皮笑脸的挤进门，一下子就看到了**的小家伙，像窃喜的贼一般低嚷着：

“儿子，我的儿子？！”

伸手便要去抱。

我插身阻止他，说：“孩子的父亲已经死了。他姓钱，不姓梁。天一亮，咱们就去领那个蓝皮本儿。”

“要离婚了，我更应该亲亲自己的儿子嘛是不是。”说罢，他先把我抱到沙发上放好，然后折回去，小心翼翼捧起儿子，做出各种各样的鬼脸逗弄着小家伙。

好久，我乜着眼，发现他眼中倏然有泪光闪烁。

早晨8点多，我们到街道办事处去办离婚手续。走在路上，东张西望的尹雪梅不时提醒梁作明多个心眼：

“刘胖子和赵‘国太’心狠手辣，都扬言要放你的血，万一给他们看到了怎么办？”

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怕他个鸟！”仿佛要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——他并不是一个逃债的胆小鬼，梁作明昂首挺胸，大步流星。

不料，办完手续刚出门，我们便碰到了梁作明的一位债主。还没等后者走近来，梁作明就一招手，跳上一辆迎面驶来的的士，指着我对债主说：

“找她要。她是我老婆。”

我心里骂了一句：梁作明你他妈缺德，欠了人家的钱，还要消遣人家。

债主真的追问我要钱。我没吭声。他一直跟了我200米。我烦了，扬了扬手中刚领到的小蓝皮本儿，对他说：

“他又骗了你。我已经不是他老婆了。你瞧。”

他“呸”地往离婚证上啐了一口。他啐得很有气势，我没有责怪他。